<sub id="xxttl"><var id="xxttl"><ins id="xxttl"></ins></var></sub>

    <address id="xxttl"></address>
    <sub id="xxttl"><dfn id="xxttl"><mark id="xxttl"></mark></dfn></sub>

    <sub id="xxttl"><dfn id="xxttl"><mark id="xxttl"></mark></dfn></sub>

    <thead id="xxttl"><dfn id="xxttl"><ins id="xxttl"></ins></dfn></thead>
    <sub id="xxttl"><var id="xxttl"><output id="xxttl"></output></var></sub><sub id="xxttl"><dfn id="xxttl"><menuitem id="xxttl"></menuitem></dfn></sub>
    <address id="xxttl"><listing id="xxttl"></listing></address>
    <address id="xxttl"><nobr id="xxttl"><menuitem id="xxttl"></menuitem></nobr></address>

    <form id="xxttl"><listing id="xxttl"></listing></form>

    民刑交叉案件中的合同效力如何認定

    [來源]:天同訴訟圈 [發布時間]:2014-12-10

    [字號切換] [ 關閉窗口] [ 閱讀]:15926人次

    最高法院民一庭庭長張勇健曾在講話中談到,司法實踐中很多人主張,涉及違法犯罪的借貸合同一律無效,其實這個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 

    文:曹玉龍

     

    基本案情

     

    上訴人(一審原告):某銀行解放碑支行。(以下簡稱:解放碑支行)

    被上訴人(一審被告):某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實業公司)

    一審法院: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一審案號:(2011)渝高法民初字第00008號)

    二審法院: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二審案號:(2012)民二終字第73號)

     

    2000,實業公司分三次向某國有銀行朝天門支行(以下簡稱“朝天門支行”)借款21276萬元人民幣,用途為其旗下某“美食城”項目房地產開發,并以該“美食城”對借款辦理抵押登記。但實業公司所借款項并沒有完全按照借款用途使用,部分資金轉移到該公司法定代表人控制的其他公司或其投資的其他項目。

     

    2003,以上款項均至還款期。為了償還上述借款,實業公司又向該商業銀行渝中支行(以下簡稱:渝中支行)簽訂借款合同,約定該支行向實業公司分期發放項目貸款21276萬元,用途為借新收舊。

     

    同日,雙方又以該“美食城”到重慶市房地產交易所辦理了抵押登記,其中部分房產涉及多重抵押。

     

    2005,借款到期后,渝中支行催收借款本金及利息無果。

     

    2006,渝中支行將債權和抵押權一并轉移給解放碑支行。

     

    20116,由于實業公司將所借貸款挪為私用,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刑事判決,判決實業公司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詐騙銀行資金,構成合同詐騙罪,判處罰金4億元;其所得贓款及孳息予以繼續追繳,發還被害人解放碑支行等其他權利人。

     

    同年,解放碑支行訴請法院判令1、實業公司償還本金21276萬元及利息15208.929252萬元(截止2011825日)并自2011826日起按年利率7.83%計息,本清息止;2、判令解放碑支行對實業公司的抵押擔保房產享有優先受償權。

     

    原審法院:借款合同與抵押合同因“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而無效

     

    原審法院認為,因本案借款事實和抵押登記已被人民法院終審刑事裁定認定構成合同詐騙罪,實業公司與渝中支行之間簽訂的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均系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根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案涉合同均無效。該院就合同無效事項對當事人進行了釋明,告知解放碑支行可以變更訴訟請求,但解放碑支行不同意。綜上,原審法院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三)項、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第三十五條之規定,判決駁回解放碑支行的訴訟請求。

     

    解放碑支行不服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的一審判決,上訴至最高人民法院。

     

    解放碑支行之所以堅持借款合同乃可撤銷合同,主要是因為如認定合同無效,則解放碑支行僅享有對借款本金部分的返還請求權,不僅無法主張約定借款利息,而且喪失了對抵押物的優先受償權。由于在實業公司已經涉及刑事犯罪的前提下,客戶獲得實際賠償的主要來源是對抵押物的優先受償,導致其債權受償的安全性大大降低,明顯無法獲得其作為合同善意方合法權益的保護。

     

    天同律師認為,本案主要訴訟策略是要通過努力,爭取讓法院采納“詐騙情形下合同效力系可撤銷”的觀點。

     

    連類比物 律師如何制定策略

     

    在明確主要的訴訟任務之后,天同律師認為應當按如下邏輯依次主張:

     

    1. 主張2000年三份《借款合同》和2003年《借款合同》在解放碑支行與實業公司間建立相互獨立的借貸關系,法律性質互不影響。2003年借款用途注明為“借新還舊”,事實上所借款項也確實用于返還之前借款。因此200321276萬元借款不涉及實業公司合同詐騙犯罪事實,《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合法有效;

     

    2. 由于在重慶市五中院130號刑事判決書中,2003年借款事實被列在實業公司“合同詐騙的事實”項目下且判決已經生效??紤]到同一法律行為一般不會出現兩種認定,一審法院也正因此事實,認定行為人行為構成犯罪,屬于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合同無效,那么二審法院亦有認定2003年《借款合同》約定“借新還舊”是實業公司為掩蓋其2000年合同詐騙事實而采取的一種手段的可能性。因此,對《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效力的分析討論,重點應是“在詐騙事實的基礎上,認定合同系可撤銷”。

     

    而司法實踐中,對此種合同效力的認定也存在意見相左的判例。通過對既有判例、學術理論探討、以及最高院法官個人觀點的整理,天同律師認為最高院目前的多數觀點是刑事案件中涉及的民事合同無效,想要改變這一觀點,有很大難度。

     

    但同時,本案恰恰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突破陳舊觀點的契機。因為在民商事案件審判中,保護守法者的交易安全和信賴利益是基本原則。只有如此,才契合《合同法》鼓勵交易的初衷,亦是審判的意義所在。

     

    最高法院:單方詐騙而簽約應認定合同可撤銷

     

    二審過程中,最高法院認為本案爭議的核心問題是《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效力的認定。對此,天同律師按照既定策略,先主張2003年借款與2000年借款是兩個相互獨立的行為。渝中支行在與實業公司簽訂借款合同時,借款目的與實際用途相符,均為借新還舊。再主張,即使2003年借款是2000年詐騙行為的延續,合同當事人一方的違法行為并不必然導致合同的無效。

     

    最終,最高院認可了天同律師的觀點,認定2003年渝中支行向實業公司發放貸款是按照銀行正常的放貸手續辦理,并未涉及實業公司的詐騙不法行為,而是作為一個民事主體與之進行交易活動。且根據《合同法》五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即使實業公司單方以合同詐騙為目的簽約,合同另一方有權請求撤銷合同,如不請求撤銷,合同仍應按有效對待處理。

     

    據此,最高院判令撤銷本案一審判決,并判令實業公司償還解放碑支行借款合同項下本金21276萬元及利息(按合同約定計算),扣除相關刑事案件追贓返還資金后的余額。同時,解放碑支行對抵押財產享有優先受償權。我們的代理工作,為客戶贏取了上億元獲得實際賠償的可能。

     

    涉及刑事詐騙合同之效力的法律探析

     

    本案涉及的核心法律問題是涉及詐騙罪等刑事犯罪的擔保合同效力如何認定?最高法院民一庭庭長張勇健在2013年全國高級法院民一庭庭長座談會上的總結講話中談到,合法的民間借貸與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經濟犯罪之間的界限多有交織,經常出現刑事與民事交叉的情形。如何劃定合法與非法之間的合理界限,需要進一步探索,實踐中很多人主張,涉及違法犯罪的民間借貸合同一律無效,這個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

     

    判斷合同的效力還是要審查當事人合同約定本身是否違反了法律、行政法規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當事人一方的犯罪行為是否必然影響合同效力,需要具體分析。尤其是有擔保的時候,情況就更加復雜,在出借人并未涉嫌犯罪的情況下,比如合同詐騙,某人到一家商業銀行通過詐騙的手段騙得貸款,借款人就是犯罪分子,而銀行完全是受害者,對于這樣一個借款合同的效力如何認定?如果輕率地認定主合同無效,就會導致擔保合同相應無效,出借人就不能向擔保人主張擔保債權,這就極大地損害了出借入的權益。所以在認定合同效力時,一定要注意平衡各方利益,進行綜合判斷。

     

    最高院宋曉明庭長和張雪楳法官也曾撰文指出,就“刑事上構成詐騙罪,行為人簽訂的民商事合同是否有效”問題,該院有觀點認為“刑事上構成詐騙罪,在民事上,因認定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主觀上構成欺詐。該欺詐行為損害的是相對方或第三人的利益。故根據合同法第五十四條的規定,應認定為合同可撤銷。在受欺詐方為金融企業,且簽訂有擔保合同的情況下,是否賦予受欺詐方撤銷權,認定主合同有效與否,對債權人擔保權利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

     

    其背后原因是,刑事法律目的主要在于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因此對于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犯罪行為毫無例外給予否定評價;而民事法律更多在于通過價值判斷、利益權衡方式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因此對于具體行為的后果并不能一概采取否定態度。形式上的詐騙在民事上屬于欺詐。而對于欺詐的處理,最佳辦法就是賦予受欺詐一方對合同的撤銷權,由其決定合同命運,而不是由司法機關依職權認定合同無效,以貫徹私法意思自治原則。

     

    本案中,借款人構成合同詐騙罪,在無證據證明債權人對詐騙行為明知的前提下,涉案借款合同為可撤銷合同。債權人為保護自身利益并未行使撤銷權的,合同仍然有效。擔保人未提供證據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惡意串通或者債權人存在欺詐、脅迫的行為的,應認定主合同及擔保合同有效。

     

    并非所有涉及刑事犯罪的擔保合同都被判定有效,在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終字第51號“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岫巖滿族自治縣支行與蘭翎、鞍山萬興隆巖田木業有限公司借款、抵押合同糾紛案”中(判決日期:2013627日,審判長王東敏,審判員劉崇理,代理審判員曾宏偉),主合同和擔保合同都被認定為無效合同。

     

    法院認為此案的借款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以騙取貸款罪、同時債權人相關工作人員以非法發放貸款罪被追究刑事責任,根據刑事判決書認定的事實可以證明雙方當事人存在“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合謀,借款合同應認定無效。在沒有證據證明抵押人對借款人犯罪行為知情仍為抵押行為時,抵押人無需擔責。

     

    由上可見,涉及貸款詐騙等刑事犯罪的合同效力究竟如何確定,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債權人是否有過錯會影響合同效力的認定,不可因其涉及刑事犯罪而將合同一味認定為無效。


     

    more人物訪談

    more企業法務教育

    移动电玩城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