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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院公報:最新3期民商事裁判規則

    [來源]:天同訴訟圈 [發布時間]:2014-12-25

    [字號切換] [ 關閉窗口] [ 閱讀]:17425人次

    文|天同律師事務所知識管理主管陳枝輝

     

    1.就同筆款項簽訂購房協議和借款協議,亦可均有效

    ——借貸雙方約定以簽訂購房合同形式提供擔保的,通過規避流押條款,亦可達致購房協議和借款協議均有效的效果。

    2.夫妻一方單方自認借款,應對債務真實性嚴格審查

    ——夫妻一方對其單方婚內“借款”債務自認,并不必然免除“出借人”對借貸關系成立并生效的事實所負舉證責任。

    3.夫妻婚內財產分割協議,具有內部確權的法律效力

    ——夫妻婚內財產分割協議在不涉及婚姻家庭以外第三人利益的情況下,具有民事合同性質,對雙方均應具有約束力。

    4.指定收款人與實際收款人名稱不符,結算行有無責

    ——指定收款人與實際收款人名稱之間表面上不完全一致,但根據法律規定,并不導致產生歧義的,不應認定為不符。

    5.股東正當取得非專屬公司的商業機會,不視為侵權

    ——公司股東未采取欺騙、隱瞞或其他非正當手段,取得非專屬于公司的商業機會,不視為損害公司及其他股東利益。

    6.“單方放棄服務,余款不退”的格式條款是否有效

    ——消費者預付式消費中,經營者提供的格式條款載明“若消費者單方放棄服務,余款不退”的,該類格式條款無效。

    7.將住宅改為經營用房,應經有利害關系的業主同意

    ——承租人將住宅用于經營,應與業主負相同的法定義務,除遵守相關規定及規約外,還應經有利害關系的業主同意。

    8.履行方式約定“只能”的,不視為有其他替代方式

    ——當事人基于實際交易的需要而簽訂合同,在特定條件下,根據需要作出特定的意思表示,一般應確認其法律效力。

    9.違反管理性強制性規定及行政規章,合同并不無效

    ——合同雙方當事人以合同違反行政規章及法律、行政法規中的管理性強制性規定,主張合同無效的,法院不應支持。

    10.當事人行使解除權,應符合約定或法定的解除條件

    ——當事人一方解除合同不符合約定,亦不符合法定解除權行使條件,其通知解除的行為,不能發生解除合同的效力。

    11.注銷土地使用證,未注銷土地登記的,權利人不變

    ——行政機關注銷國有土地使用證,但并未注銷土地登記的,國有土地的使用權人仍系土地登記檔案中記載的權利人。

    12.輕便摩托車被鑒定為機動車,保險人亦不因此免責

    ——對本案輕便摩托車是否屬于保險人免責條款所規定的機動車的解釋,應按照通常理解,并遵循不利解釋規則進行。

    13.協助執行義務人惡意侵害保全申請人債權,應賠償

    ——有義務協助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第三人,惡意侵害保全申請人的債權,并造成損害的,應承擔侵權損害賠償責任。

     

    【規則詳解】

    1.就同筆款項簽訂購房協議和借款協議,亦可均有效

    ——借貸雙方約定以簽訂購房合同形式提供擔保的,通過規避流押條款,亦可達致購房協議和借款協議均有效的效果。

    標簽:抵押⊙流抵契約⊙選擇履行

    案情簡介:2007年,朱某與開發公司簽訂14份《商品房買賣合同》并辦理了銷售備案登記手續,開發公司開具了1035萬余元的發票。次日,雙方又簽訂《借款協議》,約定開發公司向朱某借款1100萬元,開發公司自愿將前述商品房抵押給朱某,并約定如按期償還借款,購房協議不再履行;否則,購房協議應繼續履行。因到期未償,朱某起訴要求繼續履行14份《商品房買賣合同》。

    法院認為:雙方當事人基于同一筆款項先后簽訂了14份《商品房買賣合同》和《借款協議》,且辦理了銷售備案登記手續,依法應認定上述合同和協議均成立并已生效?!稉7ā返?0條規定:“訂立抵押合同時,抵押權人和抵押人在合同中不得約定在債務履行期屆滿抵押權人未受清償時,抵押物的所有權轉移為債權人所有。”《物權法》第186條規定:“抵押權人在債務履行期屆滿前,不得與抵押人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時抵押財產歸債權人所有。”這是法律上禁止流押的規定。禁止流押的立法目的是防止損害抵押人利益,以免造成對抵押人實質上的不公平。本案《借款協議》中訴爭條款并非法律禁止的流押條款,理由:①開發公司到期未償借款時,朱某并不能直接依上述約定取得“抵押物”所有權,其只能通過履行《商品房買賣合同》實現。②雙方當事人在《借款協議》中約定以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形式為《借款協議》提供擔保,并為此在《借款協議》中為案涉14份《商品房買賣合同》附設了解除條件,該約定并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實際上,雙方當事人對履行14份《商品房買賣合同》或《借款協議》具有選擇性,且從合同選擇履行角度看,開發公司更具主動性。③開發公司如認為履行14份《商品房買賣合同》對其不公平,損害其利益,其完全可依《合同法》相關規定行使合同撤銷權,但其未在法定除斥期間內行使,而是拒絕履行生效合同,其主張不符合誠信原則,不應得到支持。故案涉14份《商品房買賣合同》與《借款協議》均為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督杩顓f議》約定的商品房買賣合同的解除條件未成就,判決繼續履行案涉14份《商品房買賣合同》。

    實務要點:雙方當事人基于同一筆款項先后簽訂購房協議和借款協議,并約定如按期償還借款的,購房協議不再履行;否則,購房協議應繼續履行。依前述約定,應認定雙方之間成立房屋買賣和民間借貸兩個民事法律關系。在借款人到期未償的情況下,對方當事人訴請繼續履行購房協議取得房屋所有權的,不違反《擔保法》第40條、《物權法》第186條有關“禁止流押”的規定。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提字第344號“朱某與某開發公司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見《朱俊芳與山西嘉和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審判長辛正郁,審判員王友祥,代理審判員仲偉珩),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裁判文書選登》(201412/218:18)。

    點評:認定流押實質,似更保險。最高院本案處理,不僅有創設新物權模式意味,且契合誠信主題,再次彰顯了法律生命在經驗非邏輯之至理。

     

    2.夫妻一方單方自認借款,應對債務真實性嚴格審查

    ——夫妻一方對其單方婚內“借款”債務自認,并不必然免除“出借人”對借貸關系成立并生效的事實所負舉證責任。

    標簽:借款合同⊙證據規則⊙自認

    案情簡介:2010年,何某向法院起訴項某要求離婚。期間,趙某起訴項某,稱項某于2007年向其借款20萬元,約定年利率5%,并提供了由項某簽字的借條。項某對該債務認可,并稱系夫妻共同債務。法院追加何某為共同被告。法院依職權調查結果顯示:項某借款時,其銀行存款充足;項某銀行交易紀錄顯示提前歸還房貸當天,有10萬元存款從其名下銀行賬戶支出。

    法院認為:根據民事訴訟證據規則,在合同糾紛案件中,主張合同關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當事人對合同訂立和生效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出借人僅提供借據佐證借貸關系的,應深入調查輔助性事實以判斷借貸合意的真實性,如舉債的必要性、款項用途的合理性等。出借人無法提供證據證明借款交付事實的,應綜合考慮出借人的經濟狀況、資金來源、交付方式、在場見證人等因素判斷當事人陳述的可信度。對于大額借款僅有借據而無任何交付憑證、當事人陳述有重大疑點或矛盾之處的,應依據證據規則認定“出借人”未完成舉證義務。本案中,基于兩被告目前的婚姻狀況及利益沖突,項某對系爭借款的認可,顯然不能當然地產生兩被告自認債務的法律效果。且項某稱其用借款10萬元提前歸還房貸,但經法院依職權調查,項某銀行交易紀錄卻顯示當天有10萬元存款從其名下銀行賬戶支出,與其歸還的銀行貸款在時間、金額上具有對應性。此外,項某銀行賬戶同期存款充足,其購房銀行貸款亦享有利率的7折優惠,再以5%的年利率向他人借款用以沖抵該銀行貸款,缺乏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時,趙某自述其名下有多套房產,且從事經營活動,故其具有相應的現金出借能力,但其亦表示向項某出借20萬元時,其本人因購房而負擔巨額銀行貸款。在法院給予的合理舉證期限內,趙某并未提供相應證據證明其資產狀況和現金出借能力,并明確表示放棄繼續舉證權利,而其提供的現有證據并未能證明涉案借款交付事實及其本人資金出借能力,其陳述的借款過程亦不符合常理,故應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判決駁回趙某訴訟請求。

    實務要點:夫妻一方具有和第三人惡意串通、通過虛假訴訟虛構婚內債務嫌疑的,該夫妻一方單方自認債務,并不必然免除“出借人”對借貸關系成立并生效的事實應承擔的舉證責任。

    案例索引:上海長寧區法院2013年4月19日判決“趙某與項某等民間借貸糾紛案”,見《趙俊訴項會敏、何雪琴民間借貸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201412/218:28)。

    點評:以往裁判多傾向于按夫妻一方自認,確認該債務為該方婚內個人債務。本案處理突破前例,對借款事實全面否定,釜底抽薪,亦足服人。

     

    3.夫妻婚內財產分割協議,具有內部確權的法律效力

    ——夫妻婚內財產分割協議在不涉及婚姻家庭以外第三人利益的情況下,具有民事合同性質,對雙方均應具有約束力。

    標簽:物權糾紛⊙不動產登記⊙夫妻婚內財產分割協議

    案情簡介:2010年,唐某與妻子李某簽訂《分居協議》,約定“對財產作如下分割”,其中關于本案訴爭房屋的處理,約定歸李某擁有,李某可以任何方式處置,唐某不得阻撓和反對。2011年,唐某猝死,未留下遺囑。唐某之女起訴李某,要求分割包括前述房產在內的唐某遺產。

    法院認為:案涉《分居協議》中,唐某與李某一致表示“對財產作如下分割”,該約定系雙方不以離婚為目的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財產作出的分割,應認定為婚內財產分割協議,是雙方通過訂立契約對采取何種夫妻財產制所作約定?;橐黾彝サ膱F體性特點決定了《婚姻法》不可能完全以個人為本位,須考慮夫妻共同體、家庭共同體的利益,與《物權法》突出個人本位主義有所不同。在調整夫妻財產關系領域,《物權法》應保持謙抑性,對《婚姻法》的適用空間和規制功能予以尊重,尤其是夫妻之間關于具體財產制度的約定不宜由《物權法》過度調整,應由《婚姻法》去規范評價。本案中,唐某與李某所簽協議關于訴爭房屋的分割,屬于夫妻內部對財產的約定,不涉及家庭外部關系,應優先和主要適用《婚姻法》相關規定,《物權法》等調整一般主體之間財產關系的相關法律規定應作為補充?!段餀喾ā芬缘怯涀鳛椴粍赢a物權變動的法定公示要件,同時第28條至第30條對于非基于法律行為所引起的物權變動亦進行了例示性規定,列舉了無需公示即可直接發生物權變動的情形。當然,此種例示性規定并未窮盡非因法律行為而發生物權變動的所有情形,《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釋規定的相關情形亦應包括在內。在夫妻財產領域,存在大量夫妻婚后由一方簽訂買房合同,并將房屋產權登記在該方名下情形,但實際上只要夫妻之間未另行約定,雙方對婚后所得財產即享有共同所有權,這是基于《婚姻法》規定的法定財產制而非當事人之間的法律行為。因結婚作為客觀事實,已具備了公示特征,無須另外再為公示。而夫妻之間的約定財產制度從法理上而言,亦應納入非依法律行為即可發生物權變動效力的范疇。故當夫妻婚后共同取得的不動產物權歸屬發生爭議時,應根據不動產物權變動的原因行為是否有效、有無涉及第三人利益等因素進行綜合判斷,不宜以產權登記作為確認不動產權屬的惟一依據,只要有充分證據足以確定該不動產的權屬狀況,且不涉及第三人利益,就應尊重夫妻之間的真實意思表示,按照雙方達成的婚內財產分割協議履行,優先保護事實物權人。需指出的是,此處“第三人”,主要是相對于婚姻家庭關系外部而言,對夫妻家庭關系內的財產問題,應優先適用《婚姻法》相關規定。本案中,《分居協議》關于訴爭房屋的約定系唐某和李某基于夫妻關系作出的內部約定,不涉及婚姻家庭以外的第三人利益,具有民事合同性質,對雙方均具有約束力。該房屋并未進入市場交易流轉,其所有權歸屬的確定亦不涉及交易秩序與流轉安全。故唐某之女雖在本案中對該約定效力提出異議,但其并非《物權法》意義上的第三人。故訴爭房屋雖登記在唐某名下,雙方因房貸之故未辦理產權過戶登記手續,但《物權法》的不動產登記原則不應影響婚內財產分割協議關于房屋權屬約定的效力。且結合唐某、李某已依《分居協議》各自占有、使用、管理相應房產情形,應將該房屋認定為李某的個人財產,而非唐某遺產予以法定繼承。故判決確認訴爭房屋歸李某所有,并由李某償還剩余貸款。

    實務要點:夫妻之間達成的婚內財產分割協議在不涉及婚姻家庭以外第三人利益的情況下,應尊重夫妻之間的真實意思表示,按該協議履行,優先保護事實物權人,不宜以產權登記作為確認不動產權屬的惟一依據。

    案例索引:北京三中院2014年8月25日判決“唐某與李某等法定繼承糾紛案”,見《唐某訴李某某、唐某乙法定繼承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201412/218:31)。

    點評:北京三中院甫一成立,即提供如此高水準裁判,對實踐中普遍存在爭議的難點作出理據十足的處理,且在物權理論上作突破,氣象不凡。

     

    4.指定收款人與實際收款人名稱不符,結算行有無責

    ——指定收款人與實際收款人名稱之間表面上不完全一致,但根據法律規定,并不導致產生歧義的,不應認定為不符。

    標簽:結算合同⊙錯誤回款⊙收款人名稱

    案情簡介:2009年,香港公司通過中行向農行匯款500萬美元,寫明收款人為“青島榮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農行將該款解付至指定賬號,但收款人名稱實際應為“青島榮星投資管理有限責任公司”。事后,香港公司因與青島榮星投資管理有限責任公司發生糾紛,要求農行退匯未果,導致其最終損失371萬美元,遂訴請農行賠償。

    法院認為:本案屬美元跨境結算,故中國人民銀行《支付結算辦法》不適用本案?!吨袊r業銀行外匯匯款業務操作規程》非法律法規,亦非行政規章,即使違反,亦不當然構成對法定義務的違反。該規程并未并入本案跨境結算條款,并不當然成為本案合同內容的組成部分。在指定收款賬號與實際收款賬號一致的情況下,指定收款人與實際收款人名稱之間雖在表面上不完全一致,但根據《公司法》第8條第1款“依照本法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必須在公司名稱中標明有限責任公司或者有限公司字樣”的規定,并不導致相互之間存在收款人不符或不明的情形,故亦不存在不盡主動查詢、主動退匯義務的問題。由于農行已辦理解付,則無論是匯款人還是匯出行再要求退匯,均需征得收款人同意,農行方可辦理。至于解付后的結匯,則無關乎行為性質。需指出的是,盡管農行作為匯入行,在辦理結算時的確不需要聯系基礎交易來判斷其是否正確履行義務,但在糾紛發生后認定是非責任時,有必要聯系基礎交易來審查判斷,畢竟國際結算是為清償國際間由于各種往來而產生的債權債務關系,通過銀行并借助某種信用工具,將貨幣資金轉移到另一個國家(地區)的支付方式。通過生效判決可發現,基礎交易發生在匯款人與實際收款人之間,足以說明指定收款人與實際收款人名稱的表面不完全一致,未導致歧義是有事實根據的,且在香港公司通過匯出行向農行首次提出退匯要求時,香港公司是以收款公司無經營范圍為申請退匯原因的。導致本案香港公司損失的直接原因在于基礎交易債務人的行為,盡管本案跨境結算行為構成基礎交易的條件,但結算行為本身并不必然導致損失,結算行為與損失之間缺乏客觀、必然的聯系,故農行不承擔賠償責任,判決駁回香港公司訴訟請求。

    實務要點:指定收款人與實際收款人名稱之間表面上不完全一致,但根據法律規定,并不導致產生歧義的,不應認定為不符??缇辰Y算行為僅構成基礎交易的條件,導致損失的直接原因在于基礎交易債務人的行為,結算行為與損失之間缺乏客觀、必然聯系的,結算銀行不承擔賠償責任。

    案例索引:山東青島中院2013年9月22日判決“某銀行與香港某公司結算合同糾紛案”,見《喜寶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訴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城陽支行銀行結算合同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201412/218:39)。

    點評:銀行結算工作中出現收款人名稱不完全一致的差錯,但在指定賬號一致情況下,本案未因此認定銀行構成法律上過錯,可為同類案件鑒。

     

    5.股東正當取得非專屬公司的商業機會,不視為侵權

    ——公司股東未采取欺騙、隱瞞或其他非正當手段,取得非專屬于公司的商業機會,不視為損害公司及其他股東利益。

    標簽:股東代表訴訟⊙謀取公司商業機會

    案情簡介:2004年,科技集團股東林某、李某生隙。此前,科技集團與管委會所簽合同約定,管委會以掛牌出讓方式依法出讓700畝土地使用權予科技集團,同時約定了科技集團須滿足成立項目公司及其注冊資金和定金、掛牌保證金等相關條件。2005年,林某向李某發傳真要求保本撤資。隨后,李某通過其擔任法定代表人的投資公司與其他投資者合作,參與競拍并取得前述土地使用權,在報送相關材料過程中借用了科技集團名義。2010年,林某認為李某利用實際控制科技集團及該公司在內地設立的全資子公司等機會,伙同他人采取非正當手段,剝奪了本屬于科技集團的商業機會,損害了科技集團及其作為股東的合法權益,訴請李某賠償,并要求投資公司及該公司另一股東涂某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法院認為:①依科技集團與管委會所簽合同,案涉700畝土地使用權當初確實要給科技集團,但科技集團獲得該商業機會并非無條件。相反,上述合同明確約定了科技集團須滿足成立項目公司及其注冊資金和定金、掛牌保證金等相關條件。本案中,亦無證據證明科技集團(或通過林某行為)滿足了上述約定的相關條件。實際上,根據土地使用權出讓公告,任何滿足要求條件的房地產企業,均可參加競買,競買人并非僅限科技集團。故無論是從科技集團與管委會約定的合同條件,還是從國土局確定的掛牌出讓方式、資質及交易條件看,案涉700畝土地使用權并非當然地專屬于科技集團的商業機會。②在林某明確要求保本撤資情況下,科技集團已不能如約履行投資義務,更無可能為獲得該土地使用權這一商業機會而做出任何實質性努力。故應認定林某在本案中未積極履行股東、董事義務,科技集團亦未能積極履行投資、設立項目公司等義務。本案最終滿足700畝土地使用權的合同約定條件及掛牌交易條件,是李某、涂某、投資公司等共同合作和努力的結果,不僅與林某無關聯,且與科技集團無關。盡管李某等在報送相關材料過程中借用了科技集團名義,但顯然不能將李某等為滿足700畝土地使用權的交易條件所進行的一系列行為,簡單地等同于科技集團行為,更不應認定林某有權享有這些行為所帶來的任何利益。③綜觀本案事實,林某對科技集團可能獲得700畝土地使用權的商業機會是明知的,李某等未隱瞞該商業機會,亦未采取欺騙手段騙取林某放棄該商業機會。林某在獲知該商業機會后不僅未采取積極行為為科技集團獲取該商業機會創造條件,反而要求保本撤資。林某該行為必然使科技集團面臨對管委會違約的境地,李某為避免違約并繼續經營投資項目,亦必然要尋找其他投資者或合作者。故李某、涂某、投資公司在本案中的行為,不但不應認定為侵權行為,反而應定性為為避免科技集團違約而采取的合法補救行為,更是各方為維護其自身權益而采取的正當經營或交易行為。林某無權在自己拒絕繼續投資、放棄投資項目且拒絕承擔任何經濟和法律責任的情況下,要求李某停止繼續經營投資項目。林某未提供充分證據證明李某、涂某、投資公司單獨或共同采取了欺騙、隱瞞或威脅等不正當手段剝奪或謀取了本屬于科技集團的商業機會,故其有關李某、涂某、投資公司構成共同侵權、損害科技集團合法權益的訴訟請求依法不能成立,相應賠償損失的訴請亦不予支持,判決駁回林某全部訴請。

    實務要點:公司股東在與其他股東達成撤資協議的情況下,其他股東通過與他人共同投資及努力,并未采取任何欺騙、隱瞞等非正當手段,取得非專屬于公司的商業機會,不應視為損害公司及要求撤資股東的利益。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四終字第15號“林某與李某等損害公司利益糾紛案”,見《林承恩與李江山等損害公司利益糾紛案》(審判長陸效龍,審判員奚向陽,代理審判員楊弘磊),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裁判文書選登》(201411/217:28)。

    點評:謀取公司商業機會,侵害公司及股東利益,應具備哪些條件,本案最高院二審改判,從個案到一般原則,提供了系統且清晰的處理規則。

     

    6.“單方放棄服務,余款不退”的格式條款是否有效

    ——消費者預付式消費中,經營者提供的格式條款載明“若消費者單方放棄服務,余款不退”的,該類格式條款無效。

    標簽:消費者權益⊙格式合同⊙預付款分次消費⊙違約責任⊙合同解除

    案情簡介:2010年7月,孫某與美容公司簽訂纖體服務協議,約定了半年的合同期限,載明“若消費者單方放棄服務,余款不退”。孫某依約預付了10萬元服務費。因孫某以纖體效果不好為由,在接受1個月服務(發生服務費3.85萬元)后,要求退款未果形成糾紛。2011年7月,孫某起訴美容公司,要求解除合同,返還預付款。

    法院認為:①孫某起訴時,已超過案涉服務協議約定的終止期限,故系爭服務協議已失效,再主張解除已無必要。但對該協議在有效期內是否完全履行、合同當事人有無違約行為,是否需承擔違約責任等,孫某仍有權提起訴訟。②美容公司針對孫某情況已制定服務項目并積極提供服務,孫某不能證明對方有違約行為或有過錯,其單方放棄接受服務導致協議未能繼續履行,構成違約。③根據法律規定,經營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聲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規定,否則無效。孫某所簽服務協議中雖寫明若其“單方放棄服務,余款不退”,但這些“余款不退”的約定系由美容公司預先打印擬定的格式化條款。且綜觀服務協議內容,協議僅對孫某權利進行了約束,而絲毫沒有諸如是否需達到何種服務效果、美容公司在無法達到服務效果時是否應承擔責任、美容公司在不能提供相應服務時應承擔何種責任等約定。而作為消費者的孫某,一旦預付了服務期內的所有費用,即使對服務效果不滿意,亦無法放棄接受服務。顯然,提供格式條款的美容公司并未遵循公平的原則來確定雙方之間的權利和義務。服務協議中關于孫某放棄服務不退回任何費用的約定明顯加重了孫某責任,排除了孫某權利,該約定應屬無效。④孫某在本案中雖應承擔單方違約責任,但該違約責任不能按服務協議中有關“單方放棄服務,余款不退”的格式條款來追究,而應由法院綜合考量服務協議的履行程度、美容公司提供服務的情況、孫某單方放棄服務的過錯程度等因素,依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予以確定,據此酌定孫某需向美容公司支付2萬元違約金。在孫某向美容公司支付的10萬元預付款中扣除已發生的服務費3.18萬元及違約金后,判決美容公司返還孫某4.82萬元。

    實務要點:消費者預付款分次消費模式中,經營者提供的格式條款載明“若消費者單方放棄服務,余款不退”的,該類格式條款違反我國《合同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相關規定,應屬無效。上述消費模式中,如消費者單方終止消費,經營者并無違約或過錯行為的,應結合消費者過錯程度、經營者已提供商品或服務量占約定總量的比例、約定的計價方式等因素綜合確定消費者的違約責任。

    案例索引:上海二中院2012年6月15日判決“孫某與某美容公司服務合同糾紛案”,見《孫寶靜訴上海一定得美容有限公司服務合同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201411/217:41)。

    點評:因商家“霸王條款”引發的糾紛并不鮮見。本案在公平原則的大前提下,從格式條款、違約責任等角度,確立了一套利益衡量的新規則。

     

    7.將住宅改為經營用房,應經有利害關系的業主同意

    ——承租人將住宅用于經營,應與業主負相同的法定義務,除遵守相關規定及規約外,還應經有利害關系的業主同意。

    標簽:物業糾紛⊙建筑物區分所有權⊙改變房屋用途

    案情簡介:2011年,鄭某將房屋出租給通信公司作機房,用于放置光纖傳輸機柜作為數據傳輸匯聚節點。同一小區內、本棟居民樓的張某起訴鄭某和通信公司,要求恢復原狀。

    法院認為:《物權法》第77條規定:“業主不得違反法律、法規以及管理規約,將住宅改變為經營性用房。業主將住宅改變為經營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規以及管理規約外,應當經有利害關系的業主同意。”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筑物區分所有權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0條第1款規定:“業主將住宅改變為經營性用房,未按照物權法第七十七條的規定經有利害關系的業主同意,有利害關系的業主請求排除妨害、消除危險、恢復原狀或者賠償損失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第16條第1款規定:“建筑物區分所有權糾紛涉及專有部分的承租人、借用人等物業使用人的,參照本解釋處理。”故通信公司租賃鄭某房屋用于放置光纖傳輸機柜作為數據傳輸匯聚節點的行為,屬于將住宅改變為經營性用房,應承擔與業主相同的法定義務,應經有利害關系的業主張某同意。前述司法解釋第11條規定:“業主將住宅改變為經營性用房,本棟建筑物內的其他業主,應當認定為物權法第七十七條所稱‘有利害關系的業主’。建筑區劃內,本棟建筑物之外的業主,主張與自己有利害關系的,應證明其房屋價值、生活質量受到或者可能受到不利影響。”故張某作為本棟建筑物內的業主,無需舉證證明其房屋價值、生活質量受到或可能受到不利影響,即可認定為有利害關系的業主。判決鄭某、通信公司拆除案涉設備,恢復房屋住宅用途。

    實務要點:將住宅改變為經營性用房,即可認定該改變行為影響了業主的安寧生活。房屋使用人將住宅改變為經營性用房,應承擔與業主相同的法定義務,除遵守法律、法規和管理規約外,還應經有利害關系的業主同意。

    案例索引:湖北武漢中院2014年1月20日判決“張某與鄭某等建筑物區分所有權糾紛案”,見《張一訴鄭中偉、中國聯合網絡通信有限公司武漢市分公司建筑物區分所有權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201411/217:44)。

    點評:將住宅擅自改變為經營性用房,有利害關系的業主可以主張物權請求權,本案裁判重申這一規則時,對承租人等使用人責任亦作了明晰。

     

    8.履行方式約定“只能”的,不視為有其他替代方式

    ——當事人基于實際交易的需要而簽訂合同,在特定條件下,根據需要作出特定的意思表示,一般應確認其法律效力。

    標簽:合同解釋⊙真實意思⊙履行方式

    案情簡介:2001年,銅業公司與冶煉廠就雙方之間因履行早期《加工合同》形成的冶煉廠欠銅業公司銅錠,約定“只能在待冶煉廠有色金屬項目盈利后償還”。后因雙方該合作項目未獲國家批準而自行終止,導致債務清償糾紛。2005年,銅業公司訴請冶煉廠返還銅錠,或賠償相應價款。

    法院認為:對于合同的解釋,應嚴格依照《合同法》規定和當事人約定。本案合同雙方只是對合同條款內容的理解產生爭議,并不屬于合同未約定或約定不明情形。當事人對合同條款的理解有爭議的,應按合同所使用的詞句、合同有關條款、合同目的、交易習慣及誠實信用原則,確定該條款真實意思。本案訴爭條款所要表達的意思明確,即使理解為返還方式的約定,亦僅限于“只能以這種方式”,而未約定其他的替代方式。從合同文義看,“只能”的約定,具體限定了所欠銅錠債務履行的條件和范圍,該條件就是冶煉廠履行其認可的所欠銅錠債務的前提條件。就本案而言,有關補充協議履行中的風險,雙方均應能預見。當事人基于其實際交易需要而簽訂合同,在特定條件下,會根據需要作出特定的意思表示,只要該意思表示真實、不違背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或禁止性規定,不存在欺詐與脅迫情形,即應予以尊重和保護。本案中,雙方均認可合作項目系因國家不批準而自行終止,由此反映本案所附返還銅錠條件已不可能成就,且無證據證實條件不成就為冶煉廠故意行為所致,故冶煉廠無須向銅業公司償還協議中約定所欠銅錠或相應款項,判決駁回銅業公司訴訟請求。

    實務要點:當事人基于實際交易需要而簽訂合同,在特定條件下,根據需要作出特定的意思表示,只要該意思表示真實,且不違背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或禁止性規定,即應予以保護。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53號“某冶煉廠與李某等加工合同糾紛案”,見《廣州珠江銅廠有限公司與佛山市南海區中興五金冶煉廠、李烈芬加工合同糾紛案》(審判長張進先,代理審判員宋春雨、王毓瑩),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裁判文書選登》(201410/216:20)。

    點評:對合同爭議條款作解釋時,不宜過度揣測文義而違背基本的語義內涵。本案提醒裁判者自覺止步于當事人意思自治邊界,堪謂生動樣板。

     

    9.違反管理性強制性規定及行政規章,合同并不無效

    ——合同雙方當事人以合同違反行政規章及法律、行政法規中的管理性強制性規定,主張合同無效的,法院不應支持。

    標簽:合同效力⊙行政規章⊙效力性規定⊙管理性強制性規定

    案情簡介:2008年,大學出地、開發公司出資,雙方簽訂《合作開發協議》,約定大學只享有固定開發收益,不承擔開發經營風險。2012年,開發公司訴請繼續履行時,大學主張《合作開發協議》違反了《國有資產評估管理規定》第3條第1項、《招標拍賣掛牌出讓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規定》、《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暫行辦法》第28條,以及《城鎮房地產管理法》第39條第2項的規定,應認定無效。

    法院認為:案涉合同雖冠以“合作開發協議”之名,但合同中明確約定學校只享有固定開發收益,不承擔開發經營風險。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國有土地使用權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24條“合作開發房地產合同約定提供土地使用權的當事人不承擔經營風險,只收取固定利益的,應當認定為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規定,《合作開發協議》性質為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4條“合同法實施以后,人民法院確認合同無效,應當以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為依據,不得以地方性法規、行政規章為依據”規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14條關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的‘強制性規定’,是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規定,法律、行政法規中的管理性強制性規定不能作為認定合同無效的依據。本案中,大學主張合同無效的理由是《合作開發協議》違反了《國有資產評估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招標拍賣掛牌出讓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規定》、《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暫行辦法》第28條,以及《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39條第2項的規定,但前三者均系行政規章,《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39條第2項、《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第19條為法律、行政法規中的管理性強制性規定,均不能作為認定合同無效的依據。故訴爭《合作開發協議》系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應確認有效。

    實務要點:合作開發協議雙方當事人以協議違反行政規章及法律、行政法規中的管理性強制性規定,主張合同無效的,不應支持。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一終字第18號“某開發公司與某大學合資、合作開發房地產合同糾紛案”,見《四川省聚豐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與達州廣播電視大學合資、合作開發房地產合同糾紛案》(審判長張進先,審判員宋春雨,代理審判員王毓瑩),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裁判文書選登》(201410/216:30)。

    點評:司法實踐中,區分影響合同效力的規范性文件類型,裁判規則愈加清晰。那些寫著禁止條款的“公家”制度或規范,亦要接受法律評價。

     

    10.當事人行使解除權,應符合約定或法定的解除條件

    ——當事人一方解除合同不符合約定,亦不符合法定解除權行使條件,其通知解除的行為,不能發生解除合同的效力。

    標簽:合同解除⊙解除權⊙解除通知

    案情簡介:2008年,大學與開發公司簽訂《合作開發協議》。2011年,大學以政府擬對合作開發的土地重新拍賣、無法履行合作協議為由,向開發公司發出《解除函》。2012年,開發公司訴請繼續履行。

    法院認為:《合同法》第93條規定:“當事人協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條件。解除合同的條件成就時,解除權人可以解除合同。”第94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三)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主要債務,經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四)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債務或者有其他違約行為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五)法律規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大學主張政府擬對合作開發的土地重新拍賣、無法履行合作協議的解除理由,并不符合《合作開發協議》關于解約條件的約定,亦不屬于《合同法》第94條可行使法定解除權的情形?!逗贤ā返?6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24條關于合同的約定解除和法定解除權利行使方式和期限的規定,不能適用于本案大學通知解除合同的情形。大學以《解除函》通知開發公司解除合同的行為,不發生解除合同的效力,故判決繼續履行。

    實務要點:當事人一方解除合同的理由,不符合雙方合同關于解約條件的約定,亦不屬于《合同法》第94條可行使法定解除權的情形,其通知解除的行為,不發生解除合同的效力。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一終字第18號“某開發公司與某大學合資、合作開發房地產合同糾紛案”,見《四川省聚豐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與達州廣播電視大學合資、合作開發房地產合同糾紛案》(審判長張進先,審判員宋春雨,代理審判員王毓瑩),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裁判文書選登》(201410/216:30)。

    點評:合同解除需符合法定或約定條件,本案對這一規則的運用濃墨重彩。相應地,不符合解除條件的解除通知,自然不發生合同解除的效力。

     

    11.注銷土地使用證,未注銷土地登記的,權利人不變

    ——行政機關注銷國有土地使用證,但并未注銷土地登記的,國有土地的使用權人仍系土地登記檔案中記載的權利人。

    標簽:物權糾紛⊙注銷登記⊙合同解除⊙繼續履行⊙法律障礙

    案情簡介:2008年,大學出地、開發公司出資金,雙方簽訂《合作開發協議》。2011年,大學以國有土地使用證被注銷、其不再享有土地使用權為由主張解除合同。

    法院認為:根據《物權法》第14條規定:“不動產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依照法律規定應當登記的,自記載于不動產登記簿時發生效力。”第17條規定:“不動產權屬證書是權利人享有該不動產物權的證明。不動產權屬證書記載的事項,應當與不動產簿一致;記載不一致的,除有證據證明不動產登記簿確有錯誤外,以不動產登記簿為準。”上述法律規定表明,不動產權利人的確定,應以不動產登記簿記載為依據。政府雖公告注銷了作為涉案土地不動產物權證明的國有土地使用證,但并未注銷土地登記,且在二審訴訟期間,涉案土地的土地登記檔案中載明的權利人仍系大學。該事實表明,政府注銷使用證行為,并未改變涉案土地權屬狀況。根據《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第42條規定:“國家對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權不提前收回。在特殊情況下,根據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國家可以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并根據土地使用者已使用的年限和開發、利用土地的實際情況給予相應的補償。”《物權法》第42條、第44條亦對為了公共利益及因搶險、救災等緊急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可以征收單位、個人不動產的情形作出規定,但迄今并無證據證明涉案土地已被依法征收、征用的事實。綜上,涉案土地使用權的權屬并未發生變化,大學仍系涉案土地使用權的權利人,《合作開發協議》的履行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礙,故判決繼續履行。

    實務要點:依《物權法》規定,不動產物權應依不動產登記簿內容確定,不動產權屬證書只是權利人享有該不動產物權的證明。行政機關注銷國有土地使用證但并未注銷土地登記的,國有土地的使用權人仍系土地登記檔案中記載的權利人。國有土地使用權轉讓法律關系中的轉讓人以國有土地使用證被注銷、其不再享有土地使用權為由主張解除合同的,法院不應支持。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一終字第18號“某開發公司與某大學合資、合作開發房地產合同糾紛案”,見《四川省聚豐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與達州廣播電視大學合資、合作開發房地產合同糾紛案》(審判長張進先,審判員宋春雨,代理審判員王毓瑩),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裁判文書選登》(201410/216:30)。

    點評:土地登記檔案與權屬證書,前者才是“不動產登記簿”的應有之義。本案裁判規則進一步廓清并豐富了不動產(土地)登記制度的內涵。

     

    12.輕便摩托車被鑒定為機動車,保險人亦不因此免責

    ——對本案輕便摩托車是否屬于保險人免責條款所規定的機動車的解釋,應按照通常理解,并遵循不利解釋規則進行。

    標簽:合同解釋⊙保險合同⊙機動車

    案情簡介:2008年,曹某在保險公司投保5年期人壽險,其中意外身故保險金部分,約定被保險人無合法有效駕駛證駕駛或駕駛無行駛證的機動車致身亡的,保險人免責。2011年,曹某無證駕駛未經登記的輕便二輪摩托車(生產廠家產品說明書、產品檢驗合格證均顯示該車為助力車)肇事身亡。交管部門鑒定該車屬于機動車。保險公司據此主張曹某無駕駛證駕駛無有效行駛證的輕便摩托車導致身亡,屬于保險人免責事由而不承擔賠償責任。

    法院認為:依《保險法》有關規定,采用保險人提供的格式條款訂立的保險合同,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對合同條款有爭議的,應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合同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法院或仲裁機構應作出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本案中,保險人免責條款及保險條款釋義中,未對機動車的認定標準作出規定,基于輕便摩托車生產廠家產品說明書、產品檢驗合格證(均顯示該車為助力車)的誤導,以及被保險人客觀上無法取得機動車號牌的事實,作出案涉車輛不屬于保險人免責條款中所規定的機動車之解釋,符合一個普通車輛購買人及使用人的認知標準,應作出有利于被保險人的解釋,案涉車輛應認定為不屬于保險人免責條款中所規定的機動車。此時,被保險人在不領取駕駛證的情況下駕駛上述車輛,亦不屬于免責條款規定的無證駕駛情形。故保險公司主張曹某無駕駛證駕駛無有效行駛證的輕便摩托車導致身亡,屬于保險人免責事由而不承擔賠償責任的抗辯意見,法院不予采納。判決保險公司支付曹某近親屬保險金。

    實務要點:對本案輕便摩托車是否屬于保險人免責條款所規定的機動車的解釋,若從普通車輛購買人及使用人的認知標準出發,能得出有利于被保險人的解釋,則應認定該車輛不屬于保險人免責條款中所規定的機動車。此時,被保險人在未領取駕駛證的情況下駕駛上述車輛,亦不屬于免責條款規定的無證駕駛情形。

    案例索引:江蘇南京鼓樓區法院2012年7月24日判決“曹某等與某保險公司保險合同糾紛案”,見《曹連成、胡桂蘭、曹新建、曹顯忠訴民生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江蘇分公司保險合同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201410/216:39)。

    點評:如何運用合同解釋規則作出既符合邏輯又合乎經驗的裁判,本案情、理、法胥備,可視為最高院對實踐中同類案件主流裁判傾向的肯認。

     

    13.協助執行義務人惡意侵害保全申請人債權,應賠償

    ——有義務協助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第三人,惡意侵害保全申請人的債權,并造成損害的,應承擔侵權損害賠償責任。

    標簽:執行⊙協助執行⊙保全申請⊙侵害債權

    案情簡介:2004年,法院依保全申請人投資公司申請,裁定凍結實業公司在證券公司的證券賬戶。證券公司以需到總部辦理相關查詢轉批手續為由未予辦理。3天后,證券公司未經實業公司同意,將證券資產轉移至其他各處。執行法官再次要求辦理凍結手續時,證券公司又要求執行法官自行前往各該地辦理保全手續。在執行法官要求證券公司凍結備案后,因證券公司另案起訴實業公司,在證券公司保全申請獲另案法院準許后,其立即將絕大部分證券資產轉回,并當日辦妥保全手續。最后導致投資公司1900萬余元未獲清償。

    法院認為:侵權法旨在調和、平衡被害人損失填補與社會公眾行為自由兩種利益,實現被害人保護、維持社會一般行為自由及嚇阻違法行為的有機統一。因其要求行為人對社會上所有他人的權利負有一般性的注意義務,不以行為人與該他人間有何種法律關系為前提,故該他人受法律保護的權利原則上須為絕對權(如所有權、人格權),即可讓社會公眾知曉該權利的存在。而債權系債權人與債務人間相對性的權利,不易為外部獲知,如要求外部行為人對債權保護負有注意義務,則行為人難免遭受不測之損害,社會公眾亦將因對其自身行為所可能產生的后果無法預見而致其行為自由受到過度約束,在被害人保護與社會一般行為自由的法益衡量上有失均衡,故債權不應與絕對權受同等程度之法律保護。但債權并非被完全排除在侵權法保護范圍之外,如行為人明知他人存在或有可能存在的債權,而惡意加以侵害的,即無上述遭受不測損害之虞,此種情形下,使行為人對其積極追求的損害后果承擔侵權賠償責任,始能實現侵權法平衡法益的制度功能,保護合法權益、嚇阻違法行為。本案中,證券公司在收到法院保全通知和相關民事裁定后,就投資公司對實業公司可能享有的債權即已處于明知狀態,但其非但拒不協助辦理保全手續,反而未經實業公司同意,將證券資產轉移至他處,又要求執行法官自行前往各該地辦理保全手續,明顯存在轉移財產、妨害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故意。再結合證券公司另案起訴實業公司程序中,在法院依其申請準許保全后,立即將絕大部分證券資產轉回,并當日即與法院辦妥保全手續,足以認定證券公司明顯系出于其自身利益考慮,惡意阻撓投資公司申請在先的保全,以此非法手段爭奪財產保全的次序,其侵害投資公司合法權益的惡意至為明顯。證券公司行為與投資公司所受損害之間,存在侵權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故判決證券公司賠償投資公司1900萬余元及相應利息。

    實務要點:有義務協助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第三人,惡意侵害保全申請人的債權,拒不協助保全,或采取其他措施妨害保全,導致最終裁判文書無法執行,申請人債權因此無法實現而受到損害的,該第三人應對申請人承擔侵權損害賠償責任。

    案例索引:上海一中院“某投資公司與某證券公司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見《上海普鑫投資管理咨詢有限公司訴中銀國際證券有限責任公司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201410/216:45)。

    點評:本案從第三人侵害債權角度入手,論證協助執行義務人民事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為相關保全申請人權益保護提供了一種新的救濟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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